文章作者：Lesley，ChainCatcher
开篇：一个坐标的诞生
2026年1月5日下午4点（北京时间），一个看似平常的时间节点，却标志着加密货币史上最戏剧性的权力转型进入新阶段。
这一天，币安全球服务正式由三家阿布扎比全球市场（ADGM）许可实体接管：Nest Exchange Services Limited 负责交易平台运营，Nest Clearing and Custody Limited 负责清算与托管，Nest Trading Limited 提供场外交易服务。这个曾经声称“没有总部”的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第一次拥有了明确的法律住所。
距离何一被任命为联席CEO，刚好过去一个月。
在这一个月里，币安经历了：一名员工因利用内幕信息在社交媒体发布内容谋取私利被停职并移送司法程序；官方悬赏10万美元举报奖励按规则平均发放给5名举报人；何一在多次公开场合坦承币安“上币上得烂，没有财富效应”“产品做得不够好”“钱包产品的差距很明显”“船大难掉头”“组织变大僵化”“人才迭代问题”……
从一个人说了算的草莽时代，到今天三个实体、两位联席CEO、七人董事会的现代企业架构，币安用了八年时间。
但架构的搭建只是开始。真正的问题是：当个人意志无法再覆盖全局，当制度尚未自洽运转，这家拥有3亿注册用户的全球巨兽，正在经历什么？
集权时代的黄金与阴影
2017年的夏天，上海的一间办公室里，赵长鹏（CZ）和何一开始搭建币安。那时没有人能想到，这个草台班子会在180天内成为全球交易量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早期币安的成功，建立在一种极端的效率之上——CZ的意志就是公司的方向，下面的人负责执行。没有董事会，没有冗长的审批流程，甚至没有固定的总部。公司像游牧民族一样，在监管夹缝中快速移动：从中国到日本，再到马耳他，始终保持着策略性的流动。
这种模式创造了奇迹。2021年底，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大涨，CZ凭借941亿美元身家荣登华人首富，一度跻身世界十大富豪。币安日均处理价值650亿美元的交易，占据了最高达70%的市场份额。
但奇迹的另一面，是系统性风险的积累。
在CZ掌权的旧时代，为了追求极致的用户增长，管理层曾多次无视合规部门关于“高风险”的警告，甚至要求“取消KYC”以确保用户能在注册十分钟内开始交易。市场部和增长团队肆意狂奔，合规部门的地位并不高，往往被视为阻碍而非保护。
路透社的调查揭示了这种文化的代价：币安承认将增长和利润置于遵守美国法律之上。法庭文件显示，何一曾参与谋划逃避监管的策略。公司内部的决策逻辑简单粗暴——只要能带来用户和交易量，其他都可以商量。
这种模式在短期内创造了惊人的增长，却为日后埋下了巨大隐患。
在币安的权力图谱中，“上币权”是一块最具诱惑力的肥肉，它关乎着即刻可变现的财富。作为全球最大的交易所，币安拥有的用户体量和流动性，以及对项目的信用背书，都会带来极大的财富效应，“上币即起飞”是币安在草莽时代甩开竞争对手的核心武器。
正因如此，上币权在旧有格局中高度集中且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它的流程和体系体现了交易所或者创始团队当下的目标和价值观。
在野蛮扩张和摸索阶段，早期的币安天使体系扮演了微妙角色。名义上这是一个社区推广渠道，但由于汇报链路极短、可直达核心决策层，实际上它成为了某些项目进入视野的“快速通道”。有些人善用了这条通道，这也是为什么早期外界有时难以看清上币节奏背后的统一逻辑——因为逻辑本身就是多元甚至相互竞争的。
当然币安早期也建立了自己的上币体系，这也是目前币安上币体系的基石。根据公开信息，BitWell 联合创始人 Jeff Young 曾在币安负责过上币相关业务，而 Buidlpad 创始人Erick Zhang则更深层次地参与过币安上币标准与流程的搭建工作。
这批“体系建设者”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不仅理解规则，更定义过规则。当他们离开币安、转身成为项目孵化者或投资人时，这种认知并未归零——相反，它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
从公开结果来看，BitWell 创始人在离开币安后，据知情人士透露其关联或推荐的项目中有数个成功登陆币安现货；Buidlpad 孵化的项目同样有四个完成了币安上线，号称实现 100% “币安入选率”。这种高于行业平均的“命中率”，很难完全用项目质量来解释。更合理的理解是：当你亲手写过评分标准，自然知道如何让答卷拿到高分。
另外币安Labs也是其中代表，尽管币安一再强调部门间有“防火墙”，但从历史数据和市场共识来看，获得 Binance Labs 的投资是上币的最强“通行证”之一。
据知情人士透露，早期上币框架经 Erica Zhang、Jeff Yang 等人参与推动制定。早期 Labs 团队在上币当中也有话语权，但后期出现过较大规模的人事变动，多名核心成员在 2022 年 6 月同一时期离开，包括负责人 Bill Qian。
币安官方从未公开解释这次集中离职的原因，但时间线上的巧合——Loss 团队（现 Yield 安全团队）的整体替换，以及随后上币流程的收紧——暗示这并非简单的战略调整。
圈内流传的说法涉及内部治理问题，但由于缺乏官方确认，这里不做定性。可以确认的事实是：这次人事震荡之后，币安明显加强了对上币决策链条的内控。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权力最集中的时期，上币决策也并非某一个人说了算。据了解内部流程的人士透露，重大上币决策需要多个关键岗位的签字确认，这意味着即使是最高管理层，也需要在已成型的审批体系中寻求各方平衡。
经历过上述阵痛后，币安对上币权力架构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历史上曾有集中式的 Global Head of Product（如 Mayur Kamat），但自 2023 年 Kamat 离职后，该角色被拆分与重组。目前的模式是：现货上币的决策权被拆分至产品负责人与交易运营负责人等多条平行线，不再集中于单一部门或个人。这种设计的代价是决策效率的下降，但收益是显而易见的——通过增加“否决节点”，任何试图通过单一关系或单一通道影响结果的尝试，都将面临更高的协调成本。
币安上币体系的演变，本质上是一部从人治红利到制度防御的转型史。但制度转型从不意味着问题的终结。
2025 年 2 月，已卸任 CEO 的CZ公开表示币安的上币流程“有些问题”（a bit broken）；同年，一起涉及某 MEME 币的上币信息泄露事件被曝光，再次暴露出内部信息管控的脆弱性。这些事件表明，即便经历了多轮权力架构调整，旧有灰色地带的惯性依然顽固，漏洞与腐败的土壤并未完全清除。
2025 年 12 月 17 日，币安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公告，正式公开覆盖 Alpha、期货、现货的完整上币框架，明令禁止任何第三方中介参与，并公布了一份黑名单，点名 BitABC、Central Research、Andrew Lee 等个人与机构，同时设立高达 500 万美元的举报奖励。
这份公告既是制度化的里程碑，也是问题长期存在的注脚。当币安需要以白纸黑字的方式强调“只能通过官方渠道申请”，需要以重金悬赏来打击掮客时，恰恰说明此前的“分布式制衡”并未完全堵住人治的缝隙。值得注意的是，币安并未在对外公告中指定“全球现货业务的单一负责人”。公司将现货产品线的决策权分散在若干产品负责人与交易运营负责人手中。
43 亿美元的转折点
2023年11月21日，美国西雅图联邦法院。
47岁的CZ承认自己未能维持有效的反洗钱计划，并辞去CEO职务。同时，币安同意向美国当局支付43亿美元以解决刑事指控——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涉及高管刑事指控的最大企业和解协议。
根据认罪协议的条款，CZ被禁止参与币安的日常运营管理，三年内不得参与币安的任何活动。但协议没有禁止他保留所有权股份，也没有禁止他“提供建议”。
这是一种微妙的权力退出方式：CZ不再是CEO，但他仍然是最大股东；他不再指挥运营，但他控制着投资；他不再出现在公司内部，但他的名字始终与币安联系在一起。
当天，长期担任币安高管的Richard Teng被宣布为新任CEO。一个面临监管重压的交易所，需要一个能与全球监管机构对话的人站在台前。而他是币安内部为数不多具备“体制内”背景的高管。
在加入币安之前，Richard Teng曾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新加坡交易所(SGX)担任要职。2015年，他参与创建了FSRA（金融服务监管局）并助ADGM成为世界上首批引入加密货币监管框架的司法管辖区之一。这个复合背景也让他可以在传统金融和加密货币两个领域里游走。
43亿美元的罚款改变的不仅仅是CZ的轨迹，也让币安这个大船开始转变。
在与美国监管机构达成的和解协议中，CFTC（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明确要求币安建立包括独立董事会在内的公司治理结构。此外，美国司法部和财政部要求币安接受外部合规监督——Forensic Risk Alliance和Sullivan & Cromwell被任命为独立监督者，将在未来三年里持续审查币安的运营。
于是，2024年夏天，成立七年的币安第一次开了董事会。七人董事会成员在阿布扎比全球市场的会议室里，围坐在一张长桌旁。坐在主位的是Gabriel Abed，一位来自巴巴多斯的前外交官；坐在他对面的是Richard Teng，一位在此之前喝了很多咖啡以保持清醒的新任CEO。
七名董事中，有三位是独立非执行董事——他们不在币安领取薪水，理论上可以独立于管理层做出判断。Gabriel Abed被推选为董事会主席，这个选择颇有深意：一位来自加勒比海小国的前外交官，既不亲美国监管，也不亲CZ阵营，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中间人”。
另外两位独立董事同样经过仔细挑选：
Xin Wang则是Bayview Acquisition Corp.的CEO，熟悉资本市场运作，她也是名执业律师。另外一位独立董事则由2024年的Arnaud Ventura变成了现在的Max Yang，根据币安官网显示他是一位具有丰富国际经验的战略家和企业领导者。
剩下的四位董事都是币安内部人士：Richard Teng、Lilai Wang（创始成员）、Heina Chen（联合创始人）与何一。值得注意的是，Jinkai He是最初的董事会成员，而现在由何一替代。其中Heina Chen是币安较为神秘但影响力极大的高管。她长期控制公司多个银行账户并作为多个币安实体的董事或签字人，负责清算、结算与国库相关事务。在SEC、Forbes等调查报道中，她被多次提及为币安“掌管钱袋”的核心人物之一。
这个配置意味着什么？从表面上看，独立董事占比不到一半，无法在关键投票中形成多数。但在外界看来，独立董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投票，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约束——至少在形式上，币安不再是一个人说了算。
分权的表象与实质
2025年12月，迪拜区块链周上，币安宣布何一将出任联席CEO。在币安全球用户突破3亿之际，这个从2017年就与CZ并肩创业的女人，终于从“隐形的二号人物”变成了显形的权力中心。
据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安排并非临时起意，而是2024年阿布扎比方面向币安投入20亿美元之时的一项治理要求：由何一在随后一至两年内出任CEO，推动权力与治理结构的过渡。
这一安排背后有多重考量，最主要的是业务互补：Teng擅长合规和监管对接，但对加密货币行业本身并不算资深；而何一是联合创始人，她对产品和市场有着直觉式的理解，这是Teng所不具备的。Teng管合规、管监管；何一管产品、管市场、管用户增长，两条线平行推进。
但更深层的问题是：何一的回归，是否意味着CZ势力的卷土重来？
法庭文件显示，何一曾参与谋划逃避监管的策略。媒体援引匿名消息称：美国司法部在早期的和解谈判中也希望让何一离职，但最终没有对何一追责，原因未明。媒体形容：美国当局推翻了加密货币之王，但女王仍然屹立不倒。
此外，2025年1月23日，当Binance Labs更名为YZi Labs时，CZ的名字出现在“联合创始人”一栏。“YZi”这个名字本身就意味深长——它取自何一名字中的“Yi”和CZ名字中的“Z”。这个投资部门管理着约100亿美元的加密相关资产。
据知情人士透露，CZ对投资的影响力巨大——他在X发一条对某个赛道或技术的非正式看法，都会直接左右YZi Labs投资经理们的判断。
YZi Labs 投资的项目
权力真的分散了吗？还是只是换了一种呈现方式？
在CZ时代，合规团队在币安内部的地位并不高。公司的文化是“快速行动、打破常规”，合规往往被视为阻碍而非保护。
但现在，一切都变了。
2023年1月，Noah Perlman加入币安担任首席合规官（CCO）。Perlman的职业轨迹横跨传统金融与加密：他曾在摩根士丹利主管金融犯罪合规业务，之后在Gemini交易所担任首席运营官和首席合规官。Perlman主导了合规团队的快速扩容，建立全球化的AML（反洗钱）、制裁筛查、执法联络与上线审批流程。
根据币安2024年度报告，内部合规团队已发展至650名专家，如果算上外部承包商和相关人员，广义的合规团队人数甚至超过1000人。Bloomberg在2024年8月的报道显示，币安在合规方面的年度支出已经超过2亿美元。这意味着，合规部门正在成为币安内部最大的成本中心之一。
更重要的是权力格局的变化。在币安内部，如果合规不点头，任何业务都将无法开展。Perlman不再只是一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他成了公司战略决策的关键参与者。
首席合规官Noah Perlman在接受CNBC等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他的任务是寻找一种新的“平衡”，这不可避免地会给业务带来“摩擦”和“不愉快的体验”。
上币数据是这种张力最直观的刻度。根据币安官方公告统计，2021年币安上线了80个新项目，2022年降至19个。而自2023年3月CFTC提起诉讼到11月司法部开出43亿美元罚单的8个月内，币安仅上线10个项目——合规部门的否决权从未如此强大。但处罚尘埃落定后的三个月内，币安又迅速上线了10个项目，几乎追平了整个诉讼期间的总和。市场部门的冲动从未消失，只是被暂时压制。
制度化进程中的阵痛
如果说权力架构的重建是币安的“软件升级”，那么2025年10月11日的事件，暴露的则是“硬件”的致命缺陷。
当天，比特币从约115,000美元暴跌至86,000美元附近，最大跌幅超过25%。但真正让这场暴跌演变为“史诗级屠杀”的，是币安交易所在最关键时刻出现的系统宕机。
大量用户反馈无法登录、无法补充保证金、无法平仓减仓，甚至有用户声称其在市场暴跌期间遭遇了账户冻结、止损订单失效等问题。24小时内，全市场强制清算金额高达约190亿美元，超过160万个账户爆仓，刷新了加密市场有记录以来的单日清算纪录。
社交媒体一致指责币安“关键时刻拔网线”。
10月12日，币安发布声明承认“部分系统模块在极端流量下出现短暂技术故障”，并表示已对因资产脱钩问题而蒙受损失的用户进行赔偿，两批赔偿总额约为2.83亿美元。
尽管币安给出了官方解释，但市场对币安系统处理能力和技术的质疑并未平息。技术端由CTO Rohit Wad掌管——这位在2022年加入币安的技术老将，此前在微软、Facebook和谷歌担任技术领导职务超过30年。
但10月11日的事件证明，在真正的极端情况下，这套系统仍然存在脆弱性。
如果说技术崩溃是意外，那么上币环节暴露的问题，则是系统性的制度缺陷。
2025年2月，一篇名为《致所有关心Web3未来的从业者、投资者与行业观察者》的文章在The Medium上引发行业关注。作者列举了涉嫌“走后门”“利益输送”的项目，并详细描述了与币安接触过程中需要面临的问题。
已卸任CEO的CZ公开表示币安的上币流程“有些问题”。
2025年12月17日，币安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公告，正式公开覆盖Alpha、期货、现货的完整上币框架，明令禁止任何第三方中介参与，并公布了一份黑名单，点名BitABC、Central Research、Andrew Lee等个人与机构，同时设立高达500万美元的举报奖励。
这份公告既是制度化的里程碑，也是问题长期存在的注脚。当币安需要以白纸黑字的方式强调“只能通过官方渠道申请”，需要以重金悬赏来打击掮客时，恰恰说明此前的“分布式制衡”并未完全堵住人治的缝隙。
更令人担忧的是内部管控的失效。
2025年12月7日，有举报称币安员工疑似利用职务便利，在链上代币发行（13:29）与官方账号发推（13:30）之间存在内容一致情况，被认定涉嫌谋取私利。币安立即停职涉事员工并配合司法管辖区推进法律程序。官方悬赏10万美金举报奖励已按规则平均发放给首批通过 [email protected] 递交有效举报的5名举报人。
这不是孤例。在币安的发展史上，上币信息泄露事件多次被曝光，内部信息管控的脆弱性一再暴露。
问题的根源在于：当一家公司从“人治”向“法治”转型时，制度可以很快建立，但文化的转变需要时间。那些在草莽时代形成的行为模式——信息的非正式流动、个人关系对业务决策的影响、“搞定事情”优先于“遵守流程”——这些都不会因为一份公告或一次处罚就立即消失。
人才密度——真正的困境
2025年12月，当何一在迪拜区块链周正式出任联席CEO时，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币安目前最大的挑战还是人才密度的问题。
“随着科技的发展，不仅仅是加密货币领域，AI领域也在迅速发展。传统产业，无论是金融产业还是网路公司，他们的人才密度已经非常高了。实际上，我们正在与这些领域的顶尖人才竞争。”
何一强调说，“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如果你自己不相信一件事，你是做不好它的。这样的员工是很难帮助公司建立全球顶级的团队和企业的。所以，我认为最大的痛点还是我们的人才库。这也是我感到自己肩负的重要责任——为币安寻找最优秀的人才。”
这不是何一第一次公开谈论人才问题。这不禁让人奇怪：作为全球第一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为何会有人才焦虑？薪水显然不是问题——以币安的体量和利润，它有足够的购买力开出行业顶薪。
真正的问题，或许藏在一个更隐蔽的地方。
据知情人士透露，CZ曾亲自接触某个赛道的头部项目，想以极具诱惑力的金额进行收购，但被创始团队拒绝。此前，币安有过多次收购，按理说被币安并购算是不错的一个结局，那为何被拒绝呢？
这背后的原因值得玩味。信誉危机，是币安当下最难被忽视的风险之一——它正在转化为一种弥漫性的信任赤字。
过去被币安收购或深度合作的项目，大多缺乏公开信息，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本身就形成了一种信号：对潜在合作方而言，真正的不确定性并非市场价格，而是规则的解释权究竟掌握在谁手里。坊间关于条款复杂性、支付节奏和对赌安排的讨论，尽管无法逐一核实，却长期沉淀为一种行业共识——在与平台交涉时，你永远在弱势一方。
这种对“信誉”的担忧，在顶级极客和成功创业者群体中产生了连锁反应。对于这群人来说，变现固然重要，但团队能否在整合后获得尊重、制度是否能够保障当初的承诺，是衡量一个平台是否有吸引力的核心指标。
何一所提到的“相信一件事”的员工，在币安内部不仅面临跨国协作的压力，更要面对一种高度实用主义甚至略显冷峻的组织性格。当这种性格在并购与高管招聘中转化为“协议信誉”的疑虑时，币安的人才库便会出现一种结构性的短缺：普通人才趋之若鹜，但真正拥有独立价值、看重长远信誉的顶级精英却在观望。
2025年2月，何一在公开发文中坦承：目前币安存在船大难掉头、处理监管压力消耗精力、组织变大僵化、人才迭代等问题。
从财富效应的“吸引力中心”，到如今面临人才密度的“系统性瓶颈”，币安的这段人才史，本质上是其品牌信誉从早期草莽扩张向现代职业治理转型的阵痛。如果无法在制度上给顶级人才一份“善终”的确定性，仅靠悬赏与高薪，恐怕很难填平何一所焦虑的那个“人才库”。
币安此前推行的“区域自治”模式，被外界视为制度分权的尝试，但关键决策仍高度依赖CZ个人。这种表面分散的结构曾带来极高效率，却无法在创始人退场后维持连续性。董事会与如今联席CEO的引入，本质上是对消失的创始人意志的制度化代偿。
但这种代偿是不完整的。
个人统治可依赖少数核心亲信，但制度化运作需要数千名专业人士的稳定协同。币安出现了“权力仍集中、个人却无法执行”的真空期——在个人意志无法覆盖全局时，核心问题从制度设计转向人才密度：币安是否拥有足够的人，去支撑这个强监管下的全球巨兽？
结语：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
从一个人说了算的草莽时代，到今天的联席CEO、七人董事会、1000人合规团队，币安的权力架构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架构只是容器，真正的挑战是：用什么来填充这个容器？
上币腐败说明制度有缝隙，技术崩溃说明系统有脆弱，内部泄密说明文化有惯性，人才焦虑说明吸引力有局限。当个人意志退场，制度尚未自洽，组织文化仍在转型，币安面临的不是某一个具体问题，而是一整套相互关联的系统性挑战。
何一在2025年4月的香港加密金融论坛上说：“币安的本质是三件事：第一是做出好产品，第二是服务好用户和员工，第三是做好与监管的沟通。”
这三件事听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尤其是在一个3亿用户、全球分布、强监管压力、创始人退场的背景下。
或许币安现在最大的挑战不是监管，而是如何在合规框架内保持创新，如何在制度化进程中修补信誉，如何在人才竞争中找到“相信这件事”的人。
当币安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屠龙少年，甚至已经开始变成当年的龙，那么它身上所禀赋的屠龙精神能否延续？内部求稳和集权阴影下是否容许更多业态和创新能力的萌芽？野蛮生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但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它能走多远？